案例三类

夏斌最新演讲:2019搞政策研究需要下哪些苦功夫

更新时间:2020-04-09 点击数:

   1月12日,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在第二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上发表对经济政策研究的思考,围绕“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和“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三方面进行探讨。 夏斌在思客讲堂中分享主旨演讲。

   (资料图片)以下是现场实录节选:一、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今天,我想讲讲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讲经济政策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经济理论指什么?指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念,把概念形成知识的体系,进行逻辑的演绎。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等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理论,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

   尽管各种理论不尽相同,但分别都是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概念的演绎、逻辑的自洽。 当然有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需问题、市场问题、分工问题,大家都有共识,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普适性的。 经济政策指什么?是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经济秩序作出的制度约束,即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每一项制度约束的制定者,其主观上背后可能都受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学说的支撑,但是它本身不是理论。

   我们说供给侧改革,这个说法体现的是政策措施,有具体制度性要求的内容。 但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大学的教授、社会上的学者,纷纷对供给侧进改革行各种各样的理论解说,有里根的供给学派,也有我们自己解释的新供给理论等。 所以我说政策制度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尽管政策制度背后往往受制定者脑子中这样和那样理论的影响和支配,但政策是结合了一个国家一定市场条件下作出的制度规范,是把抽象理论时舍去的具体情况,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候又放进去进行的思考和选择。

   政策往往不具有普适性。

   政策操作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政策制度实际执行中的现象、现状。

   相对于理论而言,谈不上是严格的思维活动,它是实际活动的表现。

   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制度,由于受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因素影响,同样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对于这点,我想大家是赞同的。 基于对上述概念认识的基础,我认为我不是经济学家,起码不是纯理论经济学家。 我一辈子一直从事的是经济金融政策制度的研究,可以叫政策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不管你是来自何方,最后都要看你在献计献策方面的功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力。

   搞政策研究的,了解以上三者的差异很重要。 一是要清楚地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落脚点是什么?一周前我在上海出席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我很清楚我是通过分析,最后重点在讲政策建议,在讲制度、政策应该怎么调整,而不是讲理论,不是在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至于背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新古典理论,还是凯恩斯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是如果落脚点在中国经济的政策制度研究上,那么需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与他国有什么不同?实际执行力又是什么情况?譬如,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逆周期调控是必然的。 对于融资难问题,央行其实是放松了银根。 上面非常重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但有的基层银行是怎么做的呢?现在他们也积极给中小企业贷款,但给的往往是好的中小企业,而这些好企业并不需要贷款,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贷款,怎么办?银行就说你拿着吧,企业还不敢不拿,否则以后还要不要跟银行打交道?民营企业拿了贷款以后没有用,自己又去放贷给别人了,这是融资难的问题。 就解决融资贵的角度说,银行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有的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利率降到%,统计报表汇总到北京一看很漂亮,贷款利率降低了。 实际上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后,要求你不能乱用,你必须反过来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告诉你,你拿了我的贷款,必须买某个地方发的理财产品,当然利率肯定是高于%。

   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无所谓,反正白赚了一点利息,捞到了好处。 对银行来说走了一圈账,完成了上级任务,降低了利率。

   其实一切都没变,但银行企业两相其美,何乐而不为。

   这样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是政策制定错了?还是说执行中出了问题?由此启发我们,中国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既讲市场机制又讲行政干预机制,两者的最佳搭配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需要另外有什么样的制度做补充等等,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

   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

   中国这么大,如果落脚点是研究中国的政策,你必须要了解中国长得什么样,是什么状况。 三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方向是市场化、全球化,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渐进改革的策略,是兼顾了稳定、发展、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

   落实到政策研究层面,背后又没有动态演化的现成理论可作参考。

   流行的多是各种均衡理论及其衍生的周期理论、危机理论,对我国复杂的渐进改革策略都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论解释。 当然经济学界有动态演化理论,但这个又不被主流所承认。 那么我们做政策研究的,应该怎么做?我曾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年轻,血气方刚、热血沸腾,出谋划策搞改革,一心想把西方市场机制的东西搬过来。 但搞中国的现实政策研究,最忌讳的是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标、比例、数据,简单地套用到中国。

   比方有人说,美国间接融资比例多少,直接融资比例多少,他们这样,我们也要这样。 那你怎么干?怎么样在短期内把直接融资譬如干到60%或70%?中国为什么一下子干不过去?什么原因?是金融的原因?市场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是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

   二、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14亿人口,连续40年,年均%的GDP增长,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在说的判断,这个奇迹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的成绩确实是历史性的,但是同时中国又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危和机同生并存”的时期。

   那么对政策研究者来说,必须对该时期的经济事实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准确的把握。

   危和机并生,“机”往往好理解,说的也很多,“危”到底怎么理解?这涉及到对这几年经济基本走势的正确把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2018年到2020年三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重大任务时指出,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三大攻坚战简单讲,一是防污染,二是脱贫,三是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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